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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諾獎得主漢德克:文學是從最骯臟的媒介中找最純潔的寶貝

2019-10-11 10:07 來源:中國南方藝術 閱讀

北京時間10月10日19時,瑞典文學院宣布2018年和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波蘭的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和奧地利的彼得·漢德克。

2016年,彼得·漢德克第一次來到中國,本刊記者曾做過他的專訪。在采訪中,他說:“文學是為了讓人集中注意力去閱讀的。但是當今的文學還是以娛樂性的為主,那些都不是文學,要是上帝在的話,就會把那些作家都趕出上帝的廟宇。佛也會這樣做的,佛可能會拿笤帚把它們都掃出去。”

記者 | 孫若茜

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被定義為文學史中“活著的經典”。他因此更像是一個存在于我們想象中的人物,想象他的嚴肅,想象他的憤怒,想象他會因為一個無趣的提問扭頭而去,想象他因此并不好相處。以至于,就連這種想象似乎都是小心翼翼地進行的。我們還喜歡給這種想象貼標簽,先鋒、實驗、反叛、后現代以及政治性等等。一廂情愿。直到,漢德克在2016年完成了他的第一次中國行,用他溫和的方式,在我們面前做出撕掉身上的標簽和破除想象的努力。

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

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

首先是《罵觀眾》,這是彼得·漢德克在中國被提問最多次的一部作品。這部他在1966年創作的劇本,使他一舉成名。它完全沒有遵循傳統的戲劇規則,沒有情節、對話、戲劇性人物和行為等等,演員從頭到尾站在舞臺上“謾罵”觀眾。這種反傳統審美的呈現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也成為他最早被翻譯成中文的作品之一。與之同期進入中國的,還有他同年寫作的小說處女作《大黃蜂》——一部同樣反傳統的作品,一個童年經歷戰爭的人回憶戰爭中發生的種種,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和傳統小說不同的是,書中沒有脈絡清晰且連續的發展情節,更多的是事件的細節以及具體的感受。

對于其早期作品的熟悉及對后來作品的陌生,使得漢德克階段性的創作風格被很多人想象成了他創作的整體樣貌,甚至于他整個人的處事風格。有關憤怒、反叛、實驗精神的判斷,大多來自于這里。更重要的是,那種反叛精神恰恰與中國讀者在接受這些作品時的內在經驗和需要不謀而合,形成了很強的認同感。因此,大量的問題不斷反復地指向這里。

漢德克打破了這種想象。他否定了《罵觀眾》的創作是一種語言的實驗,創作靈感也不是來自文學,而是他想要寫一個作品,用來復制披頭士的那首《I Want to Hold Your Hand》里的精神,對當時正在讀大學的他來說,它意味著一種解放。《罵觀眾》就是漢德克用以表達這種精神的形式。他說,這部自己只花了6天寫成的劇本,“它甚至稱不上正規的話劇作品,更多的是一部完整的話劇之前的引言部分”。

他繼而撕掉了提問者給他貼上的“反戲劇”和“后現代主義”的標簽。“我創作時,根本沒有‘后現代’這個詞。”他并沒有否認自己在嘗試戲劇的最初階段有意地對傳統戲劇做出改變,但這個階段在他的創作生涯中極為短暫,僅僅集中在最初的5年,遠不能構成一種概括。從70年代開始,他的戲劇創作形式就回歸到了經典話劇。他說,直到不久前剛剛寫完的話劇,他都是在遵循傳統。“綜合來說,我的第一批戲劇,或說早期戲劇是一些更友好的戲劇。而我現在的戲劇反而更多的是只具有一種友好的形式而已,而我的內容反而是一些反戲劇方面的東西。”

但問題還是反復,漢德克終于被引入了一種更為符合人們之前想象他的樣子,開始對提問表示拒絕:“中國的觀眾總是抓著《罵觀眾》這出戲不放,對我來說有一點不禮貌,老追問這一部。這個問題讓我感覺像是在問我小手指的指甲,但是我整個人在這里,那只是很小的一個部分。我有很多的作品,那只是我早期的一個小小的作品,我覺得這特別遺憾,甚至讓我覺得有一點心痛。”

一路從上海到烏鎮再到北京,漢德克在公開場合的回應逐漸顯得疲倦。他開始更加明確地表現出自己對問題質量的審度——只有中國德語文學研究會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舉辦的德語年會上,對于臺下的德語研究者們的提問,他表現出了充沛的興致,一度主動提出“再來幾個問題,我們再結束”。——其他的公開活動中,雖然他也會在結束時禮貌地說上一句感謝:“很多人的問題對我來說就是打開了一扇一扇的窗戶。”但回答問題時,卻完全沒有附和跟含混,或還會不時地發出反問,這讓現場的氣氛有時略顯緊張,但這正是一個作家應該有的態度。

漢德克的政治標簽主要來自西方的主流媒體。最早是因為1968年的戲劇《卡斯帕》的成功。它講述了19世紀德國紐倫堡的一個街邊少年,只會說:“我也想成為那樣一個別人曾經是那樣的人。”人們教他講話和語法,最后他被謀殺。“對我而言,殺死他的那把刀就是語言、語法,這部戲的主題可以理解為語言是可以殺人的。”漢德克說,“這部戲首演的同一天,發生了大學生騷亂。于是整個歐洲批評界對這部戲的反應都是充滿熱情的,媒體當時說,這部戲就像是為巴黎街頭的大學生們創作的一樣。”

“但其實并不是這樣的,我只是想表達一個主題,就是一個青年人是怎么被社會毀掉的。”漢德克說,“我從來都不是一個很具政治性的人,基本上我寫作的出發點從來都不是來自于社會上大多數人參與的運動。”至少在《卡斯帕》時,他就并不是主動進入社會活動的公共視野的。

人們再一次開始從政治的視角審視漢德克,是在90年代。不再是充滿熱情,而是一種集體性的攻擊,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政治標簽。漢德克回憶說,攻擊集中在他1996年發表了游記《多瑙河、薩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納河冬日之行或給予塞爾維亞的正義》后,這篇文章當時被全文刊載于《南德意志報》上,記述了他在1995年底在塞爾維亞的旅行。通過自己的觀察,他描述了南斯拉夫解體后的現實,并將矛頭指向西方主流媒體無視事實的一系列報道。“(文章發表)之后的四周,一片死寂,而后罵聲一片。”很多人站出來批評他。

漢德克說:“要是我不這樣表達自己的看法的話,那我的人生中就缺少某些決定性的東西。”他并非擁有很強的政治性的說法依然可以繼續成立,那是因為,他所表達的政治觀點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一種民族認同感。他的母親是斯洛文尼亞人,因此,對于塞爾維亞,對于南斯拉夫,他有著一種很特別的情感。

他沒有因為反對而停止發聲,而是始終表示自己對于戰爭的痛恨,對于遭受戰爭的平民的同情,以及對于西方人道和正義假象的嘲諷。“我無須辯解,但是要讓人們聽到我在想什么。”當時,已經有20年沒有附和德語文學朗讀傳統的漢德克主動向蘇爾坎普出版社提出做一次朗讀之旅,以表示對北約轟炸南斯拉夫的反對。“在人們眾口一詞地支持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時,卻對轟炸所造成的幾千平民的死亡視若無睹,在人們批評米洛舍維奇對于平民的屠殺的同時,卻忽略了北約的轟炸也是對平民的屠殺,同樣是一種不顧民意的專制暴行。”

1999年,在北約空襲的日子里,他兩次穿越塞爾維亞至科索沃。同年,他的戲劇《獨木舟之行或者關于戰爭電影的戲劇》在維也納皇家劇院首演。為了表示對德國軍隊轟炸的抗議,漢德克退回了自己在1973年獲得的畢希納獎,這個德語文壇的最高榮譽。2006年3月18日,他參加了米洛舍維奇的葬禮。這再一次掀起軒然大波。媒體群起而攻之,他的劇作因此在歐洲一些國家中被取消演出。“那么多人針對我,是大家都受到了主流媒體的左右,他們的報道是聽從了一邊倒的政治家的擺布,而民眾對這件事情并沒有一個非常獨立的見解。”漢德克說,“西方主流媒體所操控的對作家進行的攻擊一直就有,‘二戰’之后實施的就有三個,針對馬丁·瓦爾澤、君特·格拉斯,還有我。”

漢德克也不是反對一切標簽,他說:“我自己是一個關于蘑菇知識的世界冠軍,我認識所有的蘑菇品種。”“我是世界蘑菇大王。”這是他喜歡的頭銜。2012年,他寫作了《試論蘑菇癡兒》,里面講述了一個癡迷于尋找蘑菇的人,一個因此失蹤的人。這是他從1989的《試論疲倦》開始,以“試論”為題創作的第五部作品,此前還有《試論點唱機》《試論成功的日子》和《試論寂靜之地》。這也是我們目前能讀到的,由中國德語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韓瑞祥主編,世紀文景出版的9卷本漢德克作品集中,創作時間最近的一部,寫于70歲之后的作品。

“試論”是一種法國傳統的寫作形式,最早蒙田也在這種形式下寫作過。“我在法國生活了將近30年,所以從法國的文學作品當中接受了試論這樣一種文體的寫作。”漢德克說,在德語中,它類似散文,也是柏拉圖曾經提出來的一種哲學的研究問題的方法。比如《試論疲倦》,就是在問自己“疲倦對我來說意味著什么”,然后就此來寫一個論述。

因為人物和情節的存在,《試論蘑菇癡兒》在形式上更接近于一部中篇小說。里面的主人公和漢德克的經歷有著很多相近之處,生長于同一個村莊、同樣學習法律等等,因此是帶有自傳性質的寫作,被看作有關其人生的回顧和反思。作家承認這種自傳性,至少對于蘑菇的癡迷,他就和主人公完全一致。

“這5篇試論可以看作一種斷片式的對我人生的描寫,都有個人的影子在里面。但是,你在里面不僅可以看到作家的影子,同時也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影子。”漢德克這樣說,意味著我們可以因此在文中探尋到他的秘密,但也依然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單純的尋找蘑菇的故事,僅僅體會那種對事物癡迷的力量和尋找的樂趣。畢竟,除此之外的漢德克現在的寫作,我們知之甚少,而《試論蘑菇癡兒》也不過只是他“手指上的一片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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