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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忠實和他的《白鹿原》:交手稿時,他說連生命一起交了

2019-09-26 11:04 來源:中國南方藝術 閱讀

▍按:陳忠實先生是《當代》榮譽作家。他的作品《白鹿原》表現了傳統中國的鄉村基石在歷史巨變中痛苦裂變的過程,既慘烈悲愴,又波瀾壯闊。是一部當之無愧的現實主義經典。今天與大家分享《當代》前主編何啟治先生在創刊20周年之際所寫下的回憶文章,看看他與陳忠實的交往,以及《白鹿原》是如何誕生的。

陳忠實和他的《白鹿原》

文 | 何啟治

何啟治,廣東龍川人。中共黨員。1959年畢業于武漢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歷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中宣部山西文化工作隊隊員,西藏格爾木中學援藏教師,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中華文學選刊》主編,《當代》雜志主編,編審。中國作家協會中直工作委員會委員。1965年開始發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小說《天亮之前》(合作),評論集《美的探索》(合作),散文報告文學集《夢·菩薩·十五的月亮》等。

艱辛漫長的跋涉

為了禳災求福,母親在他的本命年里給他織了一根鮮紅的腰帶。半年后,他依舊勒著這條已經變成紫黑色的腰帶,腳下穿著一雙磨薄了的舊布鞋,和二十多個在家鄉小學畢業的同學一道,跟隨著班主任杜老師,到三十里外的歷史名鎮灞橋去投考中學。國道上的砂石很快磨穿了薄薄的鞋底,磨爛了孩子幼嫩的腳后跟,血滲濕了鞋底和鞋幫。腳傷馬上使這個十三歲的孩子覺得全身乏力,眼淚立即涌出眼眶,他真怕攆不上走在前面的老師和同學。他又愛面子,不愿說因為沒有好鞋子而磨爛了腳后跟。自救的辦法是將一把楊樹葉子塞進鞋窩兒;不成,又狠下心從書包里摸出那塊擦臉用的布巾做了應急的鞋墊,而掂著另一只腳尖急急地往前趕;終于布巾也磨得稀爛后,便只好從書包里拿出課本,一扎一扎地撕下來塞進鞋窩里,可直到課本撕完,他還是遠遠地落在后面。心驚肉跳的疼痛,迫使他癱坐在路邊。

這時,一聲聲火車汽笛的嘶鳴在耳邊震響,隨即便有一股無形的神力從生命的深處騰起,穿過勒著紫黑色腰帶的腹部沖進胸膛又沖上腦頂,他憤怒地認定:人可不能永遠穿著沒有后底的破布鞋走路哪!……他咬著牙,挺起腰桿,總算在離學校考場還有一二里遠的地方追趕上了杜老師和同學,卻依然保守著腳跟受傷的秘密。

這個孩子終于上了中學,在同班五十個同學中是年齡最小個頭最矮的一個,便坐在頭排第一張課桌上。但勉強上完初一第一學期,他便面臨著暫時失學的命運。那時,父親靠賣樹(一根丈五長的椽子只能賣到一塊五毛錢)供他上學已經難以為繼。他必須休學一年,以便讓一臉豪氣的父親實現一年后讓他哥哥投考師范再騰出手來供他復學的謀略。在不得已呈上休學申請書后,這剛十四歲的孩子在送他走出校門的溫柔善良的女老師的眼睛里看見了晶瑩透亮的淚珠。為了避免嚎陶大哭,他立刻低頭咬緊了嘴唇。一股熱辣辣的酸流從鼻腔倒灌進喉嚨里去。同時還是有一小股酸水從眼睛里冒出。他順手用袖頭揩干凈淚水,再一次虔誠地深深向女老師鞠躬,牢記著她“明年的今天一定來報到復學”的叮囑,然后轉身離去。

然而,這一年的休學竟意想不到地使他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一九六二年他二十歲時高中畢業。“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和經濟嚴重困難迫使高等學校大大減少了招生名額。上一年這個學校有百分之五十的學生考取了大學,今年四個班能上大學的只有一個個位數。成績在班上數前三名的他名落孫山,他們全班剃了個光頭。父親臨終時懺悔說,“我對不住你,錯過一年……讓你錯過了幾十年……”。

四年后,二十四歲的他迎來了“文革”的大災難。此前那幾年他一邊當中小學教師一邊迷醉于文學,發表了《櫻桃紅了》《迎春曲》等幾篇散文作品。“文革”風暴席卷大地的時候,他那宿辦兼一的小套間的門框上貼著一副白紙對聯,是毛澤東的詩句: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門眉橫批為:送瘟神。門框右上角吊著一只燈籠,當然也是用白紙糊成的。被大人操縱的孩子們讓這些冥國鬼域的標志物在他這風雨夠不著的小套間里整整保存了三個月之久,讓他一日不下八次地接受心靈的警示和對臉皮的磨礪。這人生的第一次大尷尬使特別要面子的他頓覺自己完了,死了——起碼是文學的生命完結了。沒什么文化的姐姐和上了大學的表妹勸慰他的話竟驚人地一致:“想開點兒,你看看劉少奇劉瀾濤都給斗了游了,咱們算啥?”

經歷過人生大尷尬的生命體驗之后,他對自己說,如果還要走創作之路,那就“得按自己的心之所思去說自己的話去做自己的事了”。

他在二十六歲的一九六八年結婚。沒有念完初中的妻子后來為他生下兩女一男。以后,他在長達十七年從事農村基層工作中,每月工資由三十元增加到三十九元,卻要養活五口之家。物質生活上真是不堪重負。最困難時,孩子的尿布、褥子都沒有替換的,也沒有充足的柴火燒炕——只好很節省地用一點柴火在做飯時順帶燒熱一塊光溜溜的小臉盆那么大的河石,然后用這燒熱了的石頭當暖水袋來暖孩子的被頭和尿布。此時他已經是公社的副書記兼副主任。

他在政治和物質生活的雙重艱難下,依然斷斷續續地寫他諳熟于心的農村題材小說。自一九七九年起有《幸福》《信任》等短篇小說面世。一九八二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鄉村》。同年調入陜西省作家協會從事專業創作。

他從現在開始結束了高中畢業以后在農村基層長達二十年的生活。

如果說,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八二年這二十年不打一點折扣的農村生活為他的文學創作積累了豐厚的生活庫存,那么,以后的整整十年(至一九九二年)就是他作為一個專業作家的成熟期。

他在這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都躲在西安市東郊淆橋區西蔣村的老家舊屋里,一求耳根清靜,二求讀書彌補文學專業上的殘缺,三求消化他所擁有的生活資源,創作出數量上越來越多、質量上越來越高的文學作品來,直至一九九二年以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白鹿原》而一鳴驚人。

下列作品,可視為他在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二年走向成熟這十年的主要創作成果:

一九八二年七月:短篇小說集《鄉村》出版
一九八六年六月:中篇小說集《初夏》出版
一九八八年四月:中篇小說集《四妹子》出版
一九九一年一月:短篇小說集《到老白楊樹后去》出版
一九九一年一月:《創作感受集》出版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中篇小說集《夭折》出版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長篇小說《白鹿原》在《當代》雜志第六期開始連載

《白鹿原》的誕生并非偶然。那是他在完成了《初夏》等九部中篇,八十多篇短篇小說和五十多篇報告文學作品之后,由《藍袍先生》的創作而觸發了對我們這個民族命運的深人思考的結果。這部長篇從一九八六年起作了兩年的構思和史料、藝術等方面的準備,至一九八八年四月動筆,到一九九二年三月定稿,歷經四年的寫作修改才告完成。

《白鹿原》連載于一九九二年《當代》第六期和一九九三年《當代》第一期,一九九三年六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

《白鹿原》一出世,評論界歡呼,新聞界驚嘆,讀者爭相購閱,一時“洛陽紙貴”。其暢銷和廣受海內外讀者贊賞歡迎的程度,可謂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中所罕見。迄今人文社的累計印數(含修訂本、精裝本和“茅盾文學獎獲獎書系”)已達六十六萬一千冊,此外還收人他的“小說自選集”和“文集”,海外則有香港天地圖書公司版、臺灣新銳出版社版和韓文版、日文版先后面世。

《白鹿原》面世后確實出現了好評如潮,暢銷不衰,一時“洛陽紙貴”的盛況,卻也一直有不同的爭論、批評乃至粗暴的壓制。然而,牡丹終究是牡丹。盡管它本身還存在某些不足,但那些非科學的批評、壓制,卻無損于牡丹的價值、華貴和富麗。它先是榮獲陜西第二屆“雙五”文學獎最佳作品獎和第二屆“炎黃杯”人民文學獎。后來,略加修訂的《白鹿原》又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榮獲中國長篇小說的最高榮譽——第四屆茅盾文學獎。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日,它的作者終于登上了北京人民大會堂的頒獎臺。

他——這個臉上已是溝溝壑壑、滿臉滄桑,卻有一雙炯炯有神大眼睛的五十六歲的漢子就是陳忠實。這個一九四二年誕生于南倚白鹿原北臨灞河的那個叫作西蔣村的孩子,幾十年前曾經穿著鞋底磨穿的舊布鞋,腳后跟淌著血從這不足百戶的小村子里走向灞橋,走向西安,如今卻堂堂正正地走向北京,走向世界,攀登上中國當代文學殿堂的高峰。《白鹿原》確如海外評論者梁亮所說,“肯定是大陸當代最好的小說之一,比之那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并不遜色。”(《從和看大陸文學》,載《交流》一九九四年第一期)那么,我們說《白鹿原》的作者陳忠實是當代中國作家群中的大家之一,也就不算夸張了——他畢竟以自己震驚中外文壇的非同凡響的佳作而達到了一般作家所難以企及的高度。

從生活體驗到生命體驗

陳忠實從一個癡愛文學的青少年,到成長為在國內外有巨大影響的大作家,走過了一條艱難而又漫長的道路。

一九五九年,他在西安市18中讀初中三年級的時候,就是一個柳青迷。當時柳青的《創業史》第一部還叫《稻季風波》,由《延河》雜志每期登上兩章,他就每月準時花兩毛來錢到郵局去買一本《延河》——這兩毛來錢當時對他來說已經算是一筆開銷了。

年輕時的陳忠實對《創業史》的深愛之情超過了他當時讀過的一切文學作品,原因就在于柳青對關中農村風光和農民生活的描寫之真實超過了當時他能看到的一切寫農村的文學作品。對一個初中學生來說談不上更多文藝理論上的分析,主要是真實可信,柳青筆下的人物都能在他周圍找到影子,這就夠了。《創業史》在六十年代初出版,到七十年代初忠實先后買過七本,到“文革”上五七干校時,他背包里除了“毛選”就是一本《創業史》。但到現在一本都沒有了,總是讀一本丟一本,被別人拿走了。

因為特別喜歡《創業史》和柳青的散文、特寫,在他初期的創作中也就難免模仿、學習柳青。如七十年代發表的短篇小說《接班以后》和《高家兄弟》等,也就被認為是從語言到農村氛圍的營造給人的藝術感覺都很像柳青。這在當時自然是一種肯定——雖然小說所表現的農村生活故事還離不開寫階級斗爭的基調。可以說,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陳忠實的作品從語言習慣到藝術品位都還沒有離開柳青的影響。

但是這種情況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便有了明顯的變化。忠實說,他和柳青其實并沒有什么個人的交往。直到七十年代初(七二、七三年間),陜西人民出版社開過一個工農兵作者座談會,忠實作為業余作者與會,才第一次親眼見到柳青。那時柳青剛剛在政治上得到解放,但健康狀況不好,一邊講話一邊用個噴霧器往嗓子里噴藥,然后才順過氣來說得下去。他講話容易激動,沒有講話稿,也不講什么套話,但整理出來就是一篇像模像樣的文章。他來開會就穿一身黑褂子,像老農一樣樸實。

在柳青生前,忠實就在這種場合見過他一面。對于柳青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作為一代作家的形象是肯定的,忠實尤其尊敬他在“文革”這個畸形年代中表現出來的人格力量。到一九九六年柳青八十周年誕辰時,忠實以省作協主席的名義還張羅重修了柳青墓,并鄭重地在柳青墓前的祭詞中,重申柳青對作家所從事的創造性勞動的獨到見解:“文學是愚人的事業”“作家是六十年為一個單元”。忠實認為,柳青的“愚人”精神和應該把創作看作終身事業的見解對作家們具有最基本的警示的意義。

然而,早期的學習和對柳青永遠的尊敬是一回事,而真正有作為的作家最終應該走自己的路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到了八十年代的中期,忠實已經從更廣泛的學習和自己的藝術實踐中愈來愈清晰地認識到,一個在藝術上亦步亦趨的人永遠走不出自己的風姿,永遠不能形成獨立的藝術個性,永遠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的陰影。譬如孩子學步,一旦自己能夠站起來的時候就必須甩開大人的手走自己的路。就藝術創作而言更應如此,必須盡早甩開被祟拜者那只無形的手,才能走好自己的路。

陳忠實并不缺少對農村生活的了解,因為他一直生活、工作在農民中間。

從一九六二年他高中畢業到一九八二年調陜西省作協從事專業創作,他一直在農村。先當農村的中小學教師,后當基層干部,公社副書記兼副主任一當就是十年,到一九七八年新時期開始才從公社調到西安郊區文化館工作。作為農村基層干部,除了人事組織工作,其他如大田生產,養豬種菜他統統都要管。關于農村的大政策、小政策他何止是知道而已,完全可以說是直接的執行貫徹者和參與者。一九七七年夏他還是公社平整土地學大寨的總指揮,整整三個月坐鎮在第一線,帶領一千多人去實現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蓄水、蓄肥田的任務。一九七八年上半年他組織公社的人力在灞河修筑八華里的河堤,現在還發揮著擋水護田的作用。因而,對于六七十年代以來的中國農村生活,陳忠實可以說不經意間就諳熟于心,對農村的各色人物由于經常廝混在一起,自然也和對自己的身邊人乃至家里人那樣熟悉。

然而,僅僅熟悉農村的生活和各色人物對創作來說顯然還是遠遠不夠的。陳忠實雖然有沒上成大學的缺憾,但新時期以來他沒有放過可能得到的自學的機會。在廣泛閱讀的基礎上他曾經較集中地讀了莫泊桑和契訶夫的短篇,讀了《世界短篇小說選集》(上、中、下三冊,含上百位作家的佳作)。閱讀不但使他關注小說的藝術結構,而且認識到作家不僅要熟悉生活,感受生活,而且要把感受生活的能力提高到感受生命的程度,那創作就會得到一種升華。這種體會是通過閱讀作品得到的感悟。比如寫十月革命的作品,他認為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在同類作品中是進人了生命體驗的有深度的作品。在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作家中,馬爾克思的《百年孤獨》獨特的感覺就來自生命的體驗。包括阿連德的《妹妹》,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也都是生命體驗比較深刻的作品。總之,關注人的生存形態,爭取人的合理的生存狀態,這是忠實在廣泛閱讀后產生的對生命體驗的深刻體會和強烈共鳴。在中國當代作家中,他認為張賢亮的《綠化樹》就是這樣的有深度的好作品。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認識,忠實對自己的創作才有了新的思考和新的追求。他因而對自己以前的作品也有了新的評判,如一九八四年的中篇小說《初夏》等頗得好評的作品,他認為也只是寫好了感人的生活故事,只是生活體驗的產物。而到了一九八五年寫《藍袍先生》,才有了突破,才接近了生命體驗的深度。真實的生活故事可以感動讀者,但只有寫好了人的生存狀態,表現出生命意識中深層的東西,才能在讀者心靈的深處引起強烈的共鳴和真正的震撼。忠實認為,他到寫《藍袍先生》時已經有所感悟,但認真地去努力表現各個歷史階段各種人物的生存形態,那還是到《白鹿原》才算完成。

總之,有了這種認識和感悟,有了寫作《藍袍先生》時對我們這個民族命運的深人思考,還有生命本身發出的強大的蘊含欲望的張力,使忠實強烈地意識到,如果到他五十歲還不能完成一本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當枕頭用的大書,那以后的日子將難以想象怎么過。這是在一九八六年,在忠實剛交四十四歲時面對人生的重大課題。然后便有了兩年的認真的思考和扎扎實實的準備,以及長達四年之久(一九八八年四月至一九九二年三月)堅韌不拔的努力。爾后才有史詩式的長篇巨制《白鹿原》的誕生,而一員功勛卓著、風采超群的大將便屹立在中國當代文壇上。

《白鹿原》,撼人心魄的高峰

在一九八五年創作中篇小說《藍袍先生》的時候,陳忠實便開始了關于我們這個民族命運的深入思考。為了完成一部堪稱為“一個民族的秘史”的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當枕頭用的大書,為了完成這部曾經擬名為“古原”,后來定名為《白鹿原》的長篇小說,陳忠實花了兩三年的時間作了幾方面的準備:一是歷史資料和生活素材,包括查閱縣志,地方黨史和文史資料,搞社會調查;二是學習和了解中國近代史,閱讀中國《近代史》《興起和衰落》《日本人》《心理學》《犯罪心理學》《夢的解釋》《美的歷程》《藝術創造工程》等中、外研究民族問題和心理學、美學的新著;三是藝術上的準備,認真選讀了國內外各種流派的長篇小說的重要作品,以學習借鑒他人之長,包括研究長篇結構的方法。他特別重視的有中國當代作家的《活動變人形》(王蒙)《古船》(張煒),外國作家的則有《百年孤獨》《霍亂時期的愛情》(馬爾克斯),莫拉維亞的《羅馬女人》以及美國謝爾頓頗為暢銷的長篇和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作了這些準備和思考之后,他認識到只有回到老家小屋那個遠離塵囂的環境里,才有望實現自己的宏愿。

陳忠實的老家在西安市東郊灞橋區西蔣村。這是南倚白鹿原北臨灞河的小村落,全村不足百戶人家。雖然由此到西安只有不足一小時的、約五十華里的車程,然而卻是天然的僻靜,最適合沉心靜氣地思索和精雕細刻地寫作。村里每一家的后院都緊緊貼著白鹿原的北坡。橫亙百余華里的高聳陡峭的塬坡遮擋了電視信號,電視機在這里也只好當收音機用,只能聽聽新聞和音樂之類。但這離西安鬧市不遠的地方確實沒有工業污染。只要灞河不斷流,河川便清澈見底;還有錯落的農舍,一堆堆的柴火或麥草垛;平展寬闊的莊稼地;河邊、塬坡上有樹林,那里有狐貍、灌、稚雞、呱啦雞、貓頭鷹等等,真是一派田園風光。

轉過村里那座瀕臨倒塌的關帝廟,便是陳忠實從老太爺、爺爺和父親流傳下來的家園。在家園大門前不過十米的街路邊,有忠實親手栽下的昂然挺立的法國梧桐。這本來只有食指粗的小樹,在陳忠實決心動手寫《白鹿原》的一九八八年的早春栽下,四年后它便長到和大人的胳膊一般粗,終于可以讓它的主人享受到篩子般大小的一片綠蔭了。它是陳忠實為了寫成《白鹿原》這幾年來所付出的一切艱辛,所耗費的心血,乃至他所忍受的難耐的寂寞的活生生的見證。

這是一九九一年冬天一個普普通通的日子。閑不住的農民們忙碌了一天,天黑吃罷了夜飯便早早地歇息了。整個村莊沉寂下來,偶爾有幾聲狗吠之后便愈加死寂。陳忠實在老家小屋里的小圓桌上已經爬行了四年。這天還是在這張小圓桌鋪開的稿紙上整整折騰了一天。他和《白鹿原》里生生死死的眾多人物又作了一整天的對話和交流。寫作順暢的歡欣和文思阻塞的煩憂都難以排解。這是一種無法排遣的孤清。

他在無邊的孤清中走出沉寂的村莊,走向塬坡。同樣清冷的月亮把它柔媚的光華灑遍了奇形怪狀的溝坡。在一條陡坡下,枯死風干的茅草誘發了他的童趣,便點燃了茅草。開始只是兩三點的火苗哧溜哧溜向四周蔓延,眨眼間竟躥起了半人高的火苗。火勢瞬即蔓延,時而騰起高高的烈焰,時而化為柔弱的火苗舔著地皮緩緩地流竄,等燃燒到茅草厚實的地段,呼嘯的火焰竟發出噼噼啪啪的爆響。……忠實便在塬坡上席地而坐,慢慢地點燃了一支雪茄。徐徐地吸著煙,在燃燒的火焰中他一會兒仿佛看見自己眼前重重疊疊、高達盈尺的《藍田縣志》《長安縣志》《咸寧縣志》,看見其中一本接一本的《貞婦烈女》卷,回想起其中最多不過長達七八行文字的典型記載,以及最后只剩下張王氏李趙氏的一個個代號。然而在他的心里,這一個個代號又都化為一個個血肉豐滿、有靈性的生命。于是,眼前便在火光中隱約出現了風情萬種、最后死于鹿三梭鏢下的田小娥,矢志不渝干革命,最后卻被自己的同志活埋了的白靈,乃至白吳氏、白趙氏、白鹿氏、二姐兒等等眾多的生活在《白鹿原》中長達半個世紀人生故事中的多姿多彩的婦女形象。這里面有幾多壯烈,有幾重悲哀!正是民間流傳的男女偷情的“酸黃菜’”故事和《貞婦烈女》卷,現實和歷史,官修史志和民間傳說的揉合誕生了多情而又復雜的婦女形象田小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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