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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理論人與文人的自我修養

2019-09-29 10:42 來源:中國南方藝術 閱讀

什么是一個當代文人的自我修養?讀文科就要多讀理論嗎?盡管那些困難的理論著作正在形成很大的學術黑話系統,將普通讀者拒之門外,但反過來,理論的民主性也愈發凸顯。今天讀文化理論的人,熱忱可能不比上世紀80年代,可理論(尤其是批判理論)的存在感卻越來越普及。就拿大眾文化來說,談買買買還能沒點鮑德里亞的消費理論?談電視劇里男女關系,也總有女權理論的在場。畢竟,理論還是很能幫到我們梳理自身的日常生活與生命經驗。

理論的泛濫與焦慮

相比人頭攢動的學術大會,我更樂于跟青年教師開小會。小會體量小,說話也切實際。上個月底,上海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系的姚云帆老師組了一個研究生教學研究工作坊,就很有意思,聊的是理論怎么教和怎么用的問題。在座的都是比較出色的青年學者,而我則是媒體里“學院派”的角色。如果說學院是理論生產的前沿,那媒體也在理論傳播的陣線。尤其在新媒體時代,理論生產已經不全是傳統知識精英的玩法。學院寫作與媒體寫作碰撞在一起,邊界模糊,次元壁破。而學院派的文章,在今天的媒介環境下,也有了一種民意的檢驗。

理論本應調動人對現實生活的敏感,但不少“操作”把理論濫用成套話了,或者弄成了理論拜物教和標簽黨。其實,今天大多數要讀理論的文科學生,未來不會做學術研究,而是走向實踐崗位,去讀社會這本大書。學完的理論該忘都忘了,能留下來的痕跡才是關鍵。于是,理論學習的效能如何達成,就成了一個很大的困惑。從教師到學生的角色,從學院到社會的生命歷程里,理論到底有什么用呢?

闊別研究生課堂有幾年了,會上聽幾位老師不約而同地提到,今天的人文學院還是有種理論焦慮,跟我讀書時差不多:西方理論比古代知識受歡迎,而現當代文學則總想從文藝學那里找點理論參考書,以使學生的文章不會流于常識和讀后感。不過,只是在課上單獨提供理論的話,容易變得教條。有教授理論經驗的老師都說,難的是如何訓練大學生獲得一種理論化的思維,這不只是單個的概念或標簽。至于讀懂一本書并用自己的文章表現出來也是不易,就像上海師范大學王宏超老師概括的那樣,“寫作是思考最困難的形式,亦是最有效的形式”。

文學系不是讀讀詩歌、小說就好,也要讀理論。而理論與詩歌之間,似乎總有種古老的敵意。貝克特有個經典說法,“詩歌全是激情和感受,讓無生命的事物具有生命;形而上學在最關注普適性時,才最完善;而詩歌在最關注特定性時才如此。詩人是人類的感官,哲人是人類的智力。”

不過,南京大學的孫紅衛老師做詩歌教學,卻發現用詩歌講理論其實很受歡迎。哲學家阿甘本說,“詩人占有思想而不自知”,最好的情況是“詩人知道如何解釋他的詩歌,而批評家同時也是一名詩人”,因為這兩種工作本質上并不是互相孤立,而是“同一種神力的兩面”。以詩歌談理論,魅力與困難都在于“分析與傾慕、批判與熱愛”之間維系一種微妙的平衡,詩歌不是某一理論的腳注,也不是服務某一思想的仆從,要既不厚此薄彼,也不生搬硬套。

其實,教書跟讀書一樣都需要動力,不純是為知識而知識。中山大學的羅成2009年開始教書,做了些不同的嘗試,用歷史梳理+經典原著解讀的方式帶著學生做精讀。本科生還是應該讀一兩本學術專著,盡管有點難,但經典閱讀才能真正訓練讀懂文本的能力。這對老師而言,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羅成覺得理論教學有個誤區:仿佛理論就該是讀不懂的,理論就該是西方的。但理論的線條其實可以拉得長一些,拉回到中國,中西古今通起來。比如讀《文心雕龍》,不是為了把它解釋成白話文,而是要看四五種注,讀四五種近代名家作品。這就是在讀解釋史了,從典故與義理里,按照中國傳統的方法邊學邊干,思考前人未竟的東西。于是,古文獻、古文字與理論并不是脫節的,它讓我們找到一種整體性,回到知識背后的古代感覺中去。今天在中國很時髦的哲學家阿甘本,他的東西也不新,而是在西方傳統采掘貫通出來的。

今天中國學界處于一種話語的焦慮,大家不滿意西方話語系統,于是創造各種話語。然而,要生發出自己的原創理論與解釋方式,需要很長的積淀,要真正回到文本的歷史語境和問題本身。上海大學的朱羽老師很注重這一點,他也試圖在課程設置上處理這個問題。20世紀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理論焦點在哪里?我們接觸理論的方式是什么,前提在哪里?魯迅或許是個呈現理論變遷的典型案例,他背后是世界現代主義脈絡,涉及世界體系內部的矛盾,蘊含巨大的理論潛能和解釋力。中國現當代文學有自己的范式,從革命傳統的瓦解,到新啟蒙和新解讀,這里涉及中國位置的變化,中國歷史的復雜性。盡管這個文化世界目前看似闡釋粗糙,但背后的理論含量很大,因為理論的難度來自實踐難度。

好的理論,總是與時代經驗不可分割。黑格爾認為,哲學就是把握其時代的思想,那些時代經驗通過理論被提高為核心概念。華東師范大學的黃金城老師強調,所有理論都有其歷史來源,跟我們今天的理解不一樣,所以,關鍵在于重新敞開概念中沉淀的時代經驗,使我們習以為常的概念陌生化,如是才能再度喚醒我們今天對概念的敏銳性。

理論究竟可以教嗎?

不過,理論教學的問題還在于,理論究竟可以教嗎?因為這高度依賴于學生本身的好奇。理論是我們與世界的通道,但透過概念、體系、網絡和理論的中介去把握世界,并不是所有人都感興趣。

王宏超也很熱愛教學,業余還投入很大精力搞了五花八門的讀書會。他提到今天大學專門設置教學崗,其實存在問題,這等于把教學變成了一種重復,而實際上研究和教學是分不開的。今天大學教師和學生的時間都很有限,校區偏遠,交談不上幾句,“來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少了,學習的共同體淡了,而整體上,我們整個社會也進入了一種淺閱讀時代。

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的“修訂版前言”中回憶了上世紀80年代讀書盛景:“似乎是1984年夏天,我由重慶返京,火車經過武漢站時需要15分鐘換機頭。行前我與張志揚約好,利用那點時間見一面。我們隔著車窗談了15分鐘哲學,他提到60年代《哲學譯叢》上一篇舍斯托夫的文章,說讀后很感動。我找來這篇題為‘紀念偉大的哲學家胡塞爾’的文章,讀了四遍:原來這才是真正的哲學!……”

今天我們的理論閱讀缺少這類亢奮,而更受到實利主義、知識碎片化、專注力喪失的沖擊。人們渙散的注意力體現為不斷地在多個任務、信息來源和工作程序之間轉換焦點——這個觀點來自德國韓裔哲學家韓炳哲。韓炳哲可能是今天會紅的那種哲學家,盡管他沒有新的理論建樹,但他是一個中介型人才,他以某種文人的方式推銷自己的觀點,把非常當代經驗性的東西變成理論小散文。

看看韓炳哲,我們能問的是今天“靈活性文人”能走到什么程度的問題?用東道主上海師范大學姚云帆老師的話說,就是理論的效能如何達成。

20世紀至今,社會新治理術的改變,也改變了文人的生產機制,F代社會分工制度很難培養出經典意義上的“文人”,像馬克斯·韋伯說的那樣,大學早已專業化和職業化,一個文人很難安置到制度之中,他很可能混不下去(像本雅明那樣慘淡)。加之受到立場、派系和商業邏輯的影響,我們在文化和理論上的中間地帶有些潰散。

其實,在西方社會,我們有很多過渡型知識人。比如桑塔格,她的學術與閱讀積累夠大,但又能寫適合報刊、雜志發表的東西。中國當然也有類似的過渡性人物,但仍然非常不夠。我在約書評時也常常感到這種困難,找到用“人話”寫理論的作者太難了。這當然也與訓練有關,涉及在基礎教育環節中的積累,比如,一些西方電影人、藝術家或者創意寫作者,有很好的理論根基支撐創作,既能搞策展、小說、詩歌創作或者媒體寫作,也能寫很好的論文。用姚云帆的話說,就是在理論-文人-產業化之間達成有效的反哺,這需要教學法的正反刺激。理論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答案或許是,高度強大的靈活的復合型人才,這恰恰是理論教學的目的——自我復制的理論人并不重要,這對將來大學的發展也不利,但真正的理論人是可遇不可求的。

當然,這并不是說西方的“文人產業”就一定好,畢竟中國有不同的文化與社會基礎,我們原本就不能亦不該期望建立與美國一樣的體系。今天文人的形式依然非常需要,但我們該如何去轉化產業與理論之間的張力?當然,最好的情況是,文人的資方是大學,而不是流量市場。畢竟我們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知識付費平臺上缺乏靈魂的知識搬運工。

撰文/新京報記者 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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